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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述

长江流域的历史地位及大保护建议

2019年01月16日  来源: 长江水利网

作者简介:李琴,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活动耦合研究。

通讯作者:陈家宽,教授,主要从事湿地与流域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区域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等的研究。

长江流域是指长江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区域,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流域总面积180万km2,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全流域人口约4亿。

1  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多数历史学家认同人类起源于500万年前的非洲大峡谷地区,由于地球环境变迁,人类祖先开始漫长而艰难的迁移。到了15000年前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最早农耕活动在全球多处发生,原始文明开始向农耕文明演变,如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东北非的尼罗河流域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黄河—长江流域文明。

黄河—长江流域文明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文明,它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和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的不断延续与繁荣发展得益于我国境内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大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者之间还有便于中华祖先迁移的地理廊道:汉水流域和东部平原。两个流域之间的文明不断交融与更替发展,支撑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论断,并有考古证据的有力支持。从已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中华原始文明在多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上分别起源[1],主体是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后与海岸带工业文明融合、发展和形成现代的中华文明。

在2014年出版的《生态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及相关论文中,对黄河—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发展等有过如下表述:第一,长江流域原始文明要早于黄河流域,据考古史料记载,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是长江流域人类活动悠久历史的有力证明。第二,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原始文明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大体在同一发展水平上[2]。第三,距今约1万年前后,农耕文明早期发端的标志则是长江流域的江西万年县栽培稻的出现。在新石器晚期阶段及后期,长江流域产生农耕文明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逐步实现了到农耕文明的过渡,这是一个相对黄河流域独立且完整的过程。黄河流域以旱作为主,长江流域以稻作为主;水稻、陶瓷和茶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3]。

由于长江流域东西走向,同处于亚热带湿润季风区,生态要素配置大体相同,并又有能通航的长江干流联系;但长江流域又有多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因此,长江流域的文化又极具多样性,如楚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和客家文化,各种文化既具同一性又有多样性,最终融合成完整的长江流域文明。南宋以后,长江流域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的重心。鸦片战争以后,工业文明传播到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主要也分布在沿着长江而上的上海、武汉和重庆等地。进入新时代,我国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海岸带经济带将形成“T”字形的战略构架,起到引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沿江省市和国家相关部门要在大保护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中形成一盘棋,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2  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多样性是评价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标志

流域生态系统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同一个流域是由降水量和地表径流把流域内山水林田湖草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其中湿地,特别是河流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和水灾害集中反映了山水林田湖草各部分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流域生态系统和各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流域生态系统的食物网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是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评估与维持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重要标志是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多样性。

多年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岸坡硬化、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影响,导致流域河流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影响了物种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组成,特别是影响了河流和湖泊生态系统健康与鱼类多样性组成和维持。长江河流和湖泊中的水生生物保护形势严峻,濒危、珍稀鱼类和江豚种群数量持续减少。例如,长江江豚是生活在我国长江流域中的两种淡水鲸类动物之一,是长江江湖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长江豚类的栖息环境遭到明显破坏,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否健康的主要指标——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多样性,应当在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中受到高度关注。

实施习近平总书记“长江大保护”战略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进一步修复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和关键生境的生态功能;坚持上下游、左右岸、江河湖泊、干支流有机统一的空间布局,把水生生物和水域生态环境放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中,全面布局、科学规划、系统保护、重点修复。

大保护必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拯救濒危物种,尤其要强化长江流域鱼类和珍稀特有水生物种保护,严格渔业资源管理,禁止非法捕捞,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促进珍稀特有物种种群的自然恢复,全面加强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

3  长江流域面临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是大保护的重要切入点

长江干、支流不同江段与相对应的流域所面临的人类威胁方式是明显不同的,相同的是大保护与大开发之间的严重冲突。根据笔者长期实地考察,发现这一严重冲突有地域性差异。

本研究认为,长江源头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高寒草甸过度放牧、植被破坏和过度垦荒、外来鱼类物种入侵等,全球气候变化导致雪山的雪线上升,加之基础设施如交通建设造成大量表土流失,草甸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等严重退化。长江上游干流和支流水电站密布,大坝的修建改变长江的水沙过程,对许多珍稀特有鱼类洄游场所和栖息地有一定的影响;石漠化区域内的生态系统尤为脆弱。长江中游区域内有两湖平原和江汉平原等,是河流和湖泊分布密集区和水资源丰富,但不合理围垦使得湖泊湿地面积急剧缩小。长江下游为湖口至河口,沿江密布污染企业,水生态和水环境恶化[4]。

生物多样性保护无疑是系统性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成功与否的关键点,应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形成共识:(1)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2)生物特别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长江大保护成功与否的标志;(3)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国强起来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4  关于有效推进长江大保护的建议

一是加快推进《长江保护法》或涉及长江流域的立法过程,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立法难度和复杂性,以及立法的科学基础。我国作为世界上大江大河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至今没有一个专用于流域保护与管理的法律。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抓紧研究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覆盖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涉及范围广,问题复杂,立法的紧迫性与立法的科学基础之间严重脱节,加之流域立法的专家奇缺,在立法过程中要采纳科学家们的意见。长远来看,建议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流域管理法》。

二是成立国务院直属的跨部门、跨行政区的管理协调机构,推进一体化管理。长江大保护要一体化推进已经形成共识,建议成立国务院直属的跨部门、跨行政区的管理协调机构。早在20世纪,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管理机构,它们以流域为对象,建立流域管理机构,并通过法律赋予有效的行政管理权。如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国塞纳河流域管理局、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等。此外,日本“琵琶湖综合发展工程”也非常成功,均可借鉴。

三是在长江流域建立水域与陆域类型统筹布局的自然保护地。以水生生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为例,长江干流和湿地区域已建立了大量的保护地,湿地类型的保护地空缺不多。目前主要问题是这些自然保护区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并由不同系统管理,互相不协调,投入、建设和管理水平差异大。特别是这些保护地没有与陆域保护地的布局统筹。

四是在实施长江流域生态修复重大工程中,优先抢救性保护生态良好的若干长江支流。应用流域生态学原理,制定全流域的湿地生态修复规划。在生态良好的若干一、二级支流实施休渔10年的特别措施,并优先安排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五是加强长江流域大保护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为大保护提供科技支撑。如科学布局长江流域保护地网络,应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演变影响的研究、监测、评估和有效管理等。

作者: 李琴 陈家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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